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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中國醫生》:他們的愛與怕 記者:顧玉雪       2020-03-11      點擊量:6063次 標簽:影 院



“飲冰十年,難涼熱血”

這是一部平淡到樸素的醫療紀錄片,無論你是醫生,病人還是家屬,它在鏡頭里呈現的,就是你在醫院里每天都會看到的日常。《中國醫生》沒有生離死別的刻意渲染,重病絕癥的慘痛鏡頭,更沒有啥煽情淚點或音樂,但經歷過的人都知道,生活的所有驚濤駭浪,都是不動聲色的。

2008年,導演張建珍的雙親曾先后被查出癌癥晚期,這讓她有了在北大醫院整整一年的陪護經歷。那段時間,家屬心理的煎熬和對醫生的依賴,張建珍都體會到了,她和年輕的住院醫生成為朋友,對他們生出理解與認同。

和每個病患家屬一樣,每天早晨8點,主任醫師查房在病床前停留的那一兩分鐘,是她一天中最期盼的時刻。對于醫學,每個生命的救治方法并不是唯一的,而且每一個救治都有巨大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對醫生對病人家屬來說,每一個選擇都是艱難和舉步維艱的,此時,信任是非常關鍵的,不僅僅是對醫術的信任,還有醫患之間的信任。

父母去世后,她提交了一份醫護題材的影視拍攝方案,最終從浙江衛視向社會征集的500個方案中脫穎而出,這就是紀錄片《中國醫生》。

第一集的開頭,河南省人民醫院腦卒中中心的主任醫師朱良付,就對著鏡頭說自己曾經遭受過來自病人家屬的謾罵。

“曾經有一個老太太,是一個老爺子的家屬,那個阿姨說:我真想把你撕成碎片……說我把她家老爺子給害死了。”患者因高灌注(腦高灌注綜合征)去世,是種少見但致死率很高的疾病。44歲的朱良付,也是河南省人民醫院腦卒中綠色通道組長,每天面對中國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腦卒中。

腦血管疾病的特殊性,要求病人必須在黃金六小時內得到有效救治。朱良付擔任組長的腦卒中綠色通道,像軍隊一樣24小時待命。

豆瓣評論區里點贊最多的一條評論說:“我們對醫生職業的尊重,并非在于醫生是沒有道德缺陷的天使,而在于他們代表了人類用知識和科學去對抗自身無常與脆弱的希望之光。”

同很多職業一樣,醫生盡管見慣了人間世的疾病、痛苦,很多時候,他們也是無力的。

這種無力來自多個層面,現代醫學的天花板,人性的眾生相,還有和患者的溝通。

“病人是千差萬別的,你也不知道盡了全力之后,是不是一定能把病人救得回來,或者不出問題。”張建珍說,“你們想想,一個人什么時候最委屈?他盡了全力在救人,最后被暴打了一頓。”

和患者家屬溝通做手術的選擇時,朱良付都會將可能出現的風險用手機錄音。對很多病人來說,醫生就意味著希望,在朱醫生看來,其實還要取決于技術,還要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不自負。

《人間世》形容醫生“飲冰十年,難涼熱血”。要給病人看病,真實地替別人解決問題,一個誤診,輕的延誤病情,重的可能使人喪命, 醫生都會有這種良心拷問。

我曾問過一位醫生朋友,為什么有人說有的醫生看起來很冷酷?他說,不是冷酷,是冷靜。因為現在的這種情況,他早就見過無數個了,所以才會顯得如此的冷靜。如何做到不麻木?他用兩個字做了回答:良心。

讓跟拍導演柳亞觸動很大的是朱良付的一句話,他說:“你認為醫生對家屬好,醫生關心病人,這個都不是很高的層次。醫生是在關心病人,但是醫生一旦上了手術臺,對,就應該把病人當狗一樣去治。這句話什么意思?你不要有情緒,所有的情緒都是對你真正治療結果的一種干擾。所以手術臺上那個人不管是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還是你自己的親爹,還是縣長,你要一視同仁地只是把他當成一個病人去治,只有這樣的醫生才是真正的一個好醫生。”

每天騎著小電瓶車上下班的朱良付醫生,有種樸實的可愛。“好醫生只有自己知道。如果是自己的直系親屬,你會咋選擇?這就是醫心。”

一位醫護人員拿他當反面教材,對著鏡頭斬釘截鐵地說:“將來絕對不讓自己的孩子當醫生,沒有任何生活樂趣。家庭也管不了。”

朱良付則邊往病房走邊說:“我今年44歲,做到這個主任醫師,需要二十五年才能培養出來。我不能死,死了是浪費國家資源。”


一群焦慮的人:天命和無力

一場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把醫生這個群體推到了最受矚目的前臺。一位湖北宜昌疫情一線醫生在手記中寫道:在隔離病房工作的日子里,時間對我們來說只有一個概念:急。我們沒有多余的精力去感懷時間流逝。

《中國醫生》開篇說,中國醫院每天會有2000萬人就醫,但醫生卻只有400萬左右。“我們這群人,給他一個標簽就是焦慮。我們在背后默默做著這些事兒,你好像看上去覺得非常偉大,其實沒有,我認為這是我們的天命而已——我不做這個事晚上就睡不著,不是我的人格高尚,只是我就是一個焦慮的人。”

華山醫院的硬核醫生張文宏在2018年的演講《人類如何抵抗病毒》中,給身為醫生的自己和同行們打上了標簽。

前幾天,武漢市協和江北醫院消化內科醫生夏思思的生命定格。29歲的她是科里7位醫生中最年輕的一位,感染那天,因為擔心一位病情加重的老人,她主動留在病房。

在中國,住院醫師階段是每一個醫生的必經之路。除了本科室病房內的常規治療,他們還需要在值班時,處理急診科的相關病例。“新扎醫生”們在這個崗位得到充分鍛煉,并在學術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之后,才有可能成為出診的主治醫師。

南京鼓樓醫院整形燒傷科的住院醫師徐曄今年28歲,因為帥氣的面龐成為了擁有不少擁躉的“網紅”醫生。他平均每周都要值一次班,畢業3年以來他的值班次數已經100多次。畢竟高強度的工作,是年輕醫生迅速成長的法寶。

“同時醫生還必須不停地學習和進步,因為整個醫學的發展瞬息萬變,需要一輩子學習。”張建珍說做醫生,真的沒辦法隨便。

但壓力不僅僅來自于工作。

紀錄片中,一對老夫妻因煤氣爆燃而導致全身燒傷,徐曄為老人申請了醫院的公益基金,獲得了2萬元的手術費減免,但這遠遠不夠。

如電影《我不是藥神》里所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叫做窮病。”沒過多久,老劉家人在沒有告知徐曄的情況下,悄悄為老劉辦理了出院。

一個月前,也是在這個病房,徐曄治療的另一個重度燒傷病人,也是因為同樣原因家屬放棄了治療,最終病人去世。“這個過程是每個醫生都會去經歷的。”徐曄平靜地說。也許每個年輕醫生都必須經歷的過程,叫接受遺憾。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內科主任孫自敏,談起她職業生涯的“至暗時刻”。

1990年,我們做過科里15年的白血病回顧性分析,所有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就剩一個病人,最后那個病人還是不在了,就整個全軍覆滅。”當時她甚至不想當醫生了,他們這么多醫生工作了15年,都等于白干了,因為他們沒讓一個病人活下來。

這么多年來,自責讓她沒有勇氣去給同學掃墓,“我有聽其他同學說,她的墓修得很好。”

堪慰的是,自2000年起,孫自敏帶領她的團隊進行非血緣臍帶血移植,終于攻克了臍帶血移植中植入率的難題。

目前她所在的科室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臍帶血移植中心,給許多白血病患者帶去了希望。

“特別是對腫瘤科醫生來說,不要跟病人做朋友,因為你跟他投入私人的感情越多,有可能你后面會自責、失落、傷心,會更難過,很長時間走不出來。”

南京鼓樓醫院腫瘤科副主任醫師魏嘉,在紀錄片中提到以前腫瘤科前輩給她的建議,那就是不要和病人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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