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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與溫柔 記者:丁愛波       2020-02-24      點擊量:9339次 標簽:觀察家


從正月初二那天起,我村的高音喇叭便開啟了它的“八小時”工作制:從早八點到下午四點,不斷廣播著由鎮政府發布的《倡議書》。我聽了近20天,那份《倡議書》幾乎可以倒背如流。

在我印象中,村里的大喇叭很少啟用過。它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產物,與生產隊這個當代年輕人頗為陌生的事物息息相關,主要用于政治宣傳和通知村民開會。它是當時基層社會的管理工具之一,通過這種簡單有效的方式,國家意志抵達了中國社會的末端與基層。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生產隊這個農村基層權力機構被村委會取代,國家治理方式發生了巨大轉變,國家權力不再如以往那般事無巨細地管理村民的私人生活、私人生產,作為集體權力的一個象征,大喇叭的功能也隨之弱化、邊緣化。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電話、電視、廣播、手機等大眾傳播工具開始普及,這讓村干部、村集體對大喇叭的“通知”需求也越來越低,一年也響不了幾次。“有事兒基本都在微信群里通知,”堂哥點開一個微信群,那是我村村民群,不懂微信的父親不在其中,微信群里所通知的捐款活動,父親也沒有從大喇叭中獲知。“年前,大喇叭吆喝村里70歲以上的去領福利,好像也就這么個作用了。”

喇叭功能的變化折射出國家權力在基層鄉村中的角色轉變。集體時代,農村權力結構是一元的,所有人都受無處不在的國家權力支配,改革開放后,農村權力構成發生改變,經濟、文化等諸多權力參與其中,國家權力僅是農村諸多權力中的一種,近似于政治權力。

一元權力時代,國家權力無處不在,高高在上,這讓村民心生敬畏,一個具體表現便是集體經濟時代,村民會十分注意聽喇叭的廣播。然而, 當國家權力是多元權力中的一種時,其在村里的地位就不再特殊,村民會選擇性服從甚至無視國家權力的要求,從而漠視喇叭播報的內容。“再說了,現在村里人基本都在外打工,即便平常日里都廣播,又能通知到幾家幾戶?”

這場蔓延在春節期間的疫情,讓大喇叭恢復了它的“榮光時刻”。一個已不太有存在感的事物,緣何再次煥發青春?在我看來,一個主要原因是:國家此時處于非常時刻,需要通過更加直接的方式,將各級政府的意志、措施快速傳遞到每一個村民耳中。大喇叭不同于社交媒體所生產的真假莫辨的信息洪流,它所傳遞的信息單純、直接,作為村集體權力的象征,還保留著某種公信力和強制力,于是,在非常時刻,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與高音喇叭一同成為防疫宣傳“爆款”搭檔的,還有各種各樣的橫幅標語。

其中,某些地方的所謂“硬核”標語,在網絡、新媒體傳播廣泛,一度還登上熱搜榜。如:“今年上門,明年上墳”“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找死”“帶病回村,不孝子孫”“敢從武漢來,堅決不接待”……有的村民家大門口被掛上“此戶為武漢返鄉人員,禁止人員出入接觸”的大紅橫幅。

必須承認,某些喇叭和標語所展示的內容,存在著粗暴、刺耳乃至冰冷之處。讓人無語的是,這種“粗暴”卻引發了網友的稱贊,一些網友稱之為“硬核”,認為話糙理不糙,鮮明有趣接地氣。

這種“硬核”實在讓人無法茍同。且不說與日本友人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相比實在不夠體面,而且其中還蘊含著某種歧視:似乎我們的村民只能用這種粗暴的方式來管理、教育。

我們常在朋友圈中摘抄這樣的句子:愿你被世界溫柔以待,而真到了需要我們溫柔的時刻,我們卻為那些明顯“粗暴”的“硬核”之舉點贊、狂歡。

君子慎獨,對個體而言,指的是在任何時刻我們都應當堅持一種自律,這種自律映照我們的價值觀,映照我們對待世界的態度。對政府而言,則意味著權力的邊界與施政的尺度。即便在疫情肆虐的當下,我們也應當堅持自我的價值觀,政府也應當堅持施政的理念、尺度與顆粒度。以疫情之名行“硬核”之實,這是將防疫工作簡單化的表現,也更容易加重不必要的恐慌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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